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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生活會制度的歷史由來與演進

作者:王為衡 中央文獻研究室

 

 

    黨的七大在整風運動的基礎上,對如何開展黨內民主生活做了系統闡述。上圖左為周恩來在整風期間寫的《我的修養要則》;右為劉少奇在七大上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

  民主生活會制度作為黨的一項重要制度,是伴隨著黨內民主生活的擴大和黨內民主觀念的提升而逐步確立并完善起來的。歷史地考察民主生活會制度的由來與演進,對于各級黨員領導干部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開好民主生活會,具有重要意義。

 

    建黨初期,為反對家長制作風,提出擴大黨內民主生活

  建黨初期,我們黨雖然有“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實際經驗,對黨內民主生活尚未給予足夠重視。作為我們黨早期的主要負責人,陳獨秀的家長作風就比較嚴重。曾任我黨早期中組部部長的周恩來一針見血地指出:“從前組織上有一種‘家長制’的形式,黨員群眾對于黨部,下級機關對于上級,只有機械的服從,而無活潑的黨的生活。”有鑒于此,我們黨在大革命失敗后開始關注如何有效擴大黨內民主生活的問題,并逐漸探索出一些好的做法,提出一些好的思想。

  1928年,周恩來在談到如何貫徹黨的六大決議時,特別提出:“各級黨部都要盡可能地討論一切黨的政治問題,引導每個同志都盡量發表對于政治問題的意見。”“所謂支部生活,并不是僅僅開會聽政治報告、交納黨費就算完事,最要緊的是討論當地的政治問題、工作問題”。

  1929年,中央在給鄂東北特委的指示信中,就如何“實行黨內的民主與集中”作出批示,特別指出:“我們黨內過去缺乏民主的精神,造成了許多組織上的缺點。所以現在各級黨部在可能的范圍內,都要盡量地擴大黨內民主……各級委員會的工作,不應由書記或主席包辦,應經過大多數委員的共同討論。”同年,古田會議所形成的決議提出,要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特別強調要用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充分發揚黨內民主的方法,解決黨內矛盾。允許個人發表意見,允許爭論,但爭論要限于黨內,對黨委或同志的批評應當在黨的會議上提出。這種做法與第三次“左”傾路線著重組織處分、“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做法截然不同,在黨的建設史上具有開拓性的意義。

 

  黨中央到達陜北后,開始提倡民主的工作精神,并在黨內施行有關民主生活的教育

  黨中央到達陜北后,開始系統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就黨內民主生活而言,劉少奇曾反思認為:“由于中國是一個沒有民主生活的國家,我黨在過去大部分是處在極端秘密環境中,同時還由于某些同志有不正確的思想和對于黨內民主的不正確了解,所以在黨內民主生活上還沒有養成一種習慣,以至在客觀條件可能時,亦不能很好的很正確的實現民主生活。”為此,探索實現黨內民主生活的精神和原則,也就成為毛澤東、劉少奇等黨的領導人在多個重要場合著重強調的突出問題。

  1937年5月8日,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談到黨內民主問題時指出:“要達到這種目的,黨內的民主是必要的。要黨有力量,依靠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去發動全黨的積極性。”同月,劉少奇在白區黨代表會議上也談到這一問題:“我們不只是要在形式上執行一些民主手續,更要緊的是我們要提倡一種民主的工作精神。領導機關應當尊重每一個同志的意見和應有的權利。負責人員在黨內沒有特權,不應斤斤于自己個人的領導地位,不自高自大,應服從多數,服從紀律,接受下面的批評,傾聽同志的報告,詳細地向同志解釋,用平等的兄弟的態度對待同志,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普通的同志,大公無私地處理問題。這是民主的精神,我們每一個干部都應當具備這種精神。應當用這種精神來改造自己并教育同志。這正是黨內所需要的民主。”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專門對如何實現黨內民主生活作了詳盡而精辟的論述。他提出,“由于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小生產的家長制占優勢的國家,又在全國范圍內至今還沒有民主生活,這種情況反映到我們黨內,就產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現象。這種現象,妨礙著全黨積極性的充分發揮。同時,也就影響到統一戰線中、民眾運動中民主生活的不足。為此緣故,必須在黨內施行有關民主生活的教育,使黨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關系,并如何實行民主集中制。這樣才能做到:一方面,確實擴大黨內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極端民主化,走到破壞紀律的自由放任主義。”

1941年,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0周年,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其主要內容是加強組織紀律性、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領導干部必須參加黨的組織生活,聽取黨員群眾的批評、增強黨性,等等,從此確立了黨內民主是增強黨性的重要原則。

 

  延安整風運動中倡導并踐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黨內民主生活方式

  隨著黨內民主理論的不斷深化,黨內民主實踐也在不斷創新。1942年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就積極倡導并踐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黨內民主生活方式。在南方局整風學習期間,周恩來曾多次主持會議討論如何“自我反省,各人檢討自己的缺點”。他認為,領導干部應在自我批評方面起示范作用,“一個人或一個政黨,如果不愿做反省功夫而自滿自傲,不承認自己有任何錯誤和缺點,或者不善于看出自己力量之所在而害怕批評和自我批評,不敢正視錯誤和改正錯誤,那么,這個人和這個政黨就一定不免于失敗”。1943年,周恩來在45歲生日這天寫下了《我的修養要則》,以明心志。

  延安時期曾擔任中央黨校秘書長的黃火青后來評價認為,黨內民主生活在延安時期是很好的,大家有啥說啥,敢說真話,從不拐彎抹角。他曾舉例說,有個名叫竇商初的老團長,打仗的時候身上負過7次傷,從解放區來到延安,對有些事情看不慣,什么也不怕,什么話都敢講。開小組會他講,開大會他還上去講,一講就是半天。他講完了,大家討論他講的話,哪些對、哪些不對,慢慢地跟他講道理。他有氣的時候,你說啥他也聽不進;他緩過來了,你再給他提意見,他知道自己講錯了,就虛心接受了。

  延安整風運動加強了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黨的七大在整風運動的基礎上,對如何開展黨內民主生活作了系統闡述。劉少奇在《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提出,“必須放手地擴大我們黨內的民主生活,必須實行高度的黨內民主”,并總結指出:“從六屆六中全會以來,情形是有了一些變化,不獨中國解放區的民主運動有了極大的發展,就是黨內的民主生活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特別在整風運動中,在檢查工作的運動中,黨內的民主已有極大的發揮……然而,就全黨來說,就各個地方來說,黨內民主生活至今還是不足的,還應該繼續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作為執政黨迫切需要健全黨內民主,實現正規的民主生活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總體上從戰爭狀態轉到建設狀態。為順應這個轉變,中國共產黨迫切需要健全黨內民主,實現正規的民主生活。在黨的一系列重要會議上,有關黨內民主生活的基本原則得以確定。

  1955年,中組部召開了第一次全國農村黨的基層組織工作會議。會議指出: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必須加強集體領導,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健全支部的民主生活。會議還認為,實現集體領導,建立支部民主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生活,增強黨內團結和嚴肅黨的紀律,是黨的建設事業中極為重要的原則。

  鑒于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的歷史教訓和我們黨在工作中存在的缺點,1956年召開的黨的八大強調堅持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加強對黨的組織和黨員的監督,發展黨內民主,反對個人崇拜。劉少奇在八大政治報告中強調了黨的集體領導和擴大黨內民主的原則,指出:一切重大問題的決定都要在適當的集體中經過充分的討論,容許不同觀點的無拘束的爭論,以便比較全面地反映黨內外群眾的各種意見和客觀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各個側面;堅決接受合理的反對意見或者反對意見中的合理部分;對于按照正常程序提出任何反對意見的任何同志,決不能采取排斥態度。八大通過的黨章也明確指出:黨必須采取有效的辦法發揚黨內民主,鼓勵一切黨員、黨的基層組織和地方組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加強上下級之間的生動活潑的聯系。

遺憾的是,八大召開后不久,反右派斗爭、“大躍進”運動、“反右傾”斗爭的開展改變了八大確立的正確路線,嚴重破壞了黨內民主生活,助長了黨內不敢堅持原則,不敢講真話的不良風氣,一言堂、家長制等現象在黨內政治生活中得以滋長和蔓延。

 

  七千人大會上正式提出關于民主生活會的主張,遺憾的是,這一制度后來沒有得到真正落實

  1961年5、6月間,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對“大躍進”運動以來的經驗教訓進行了初步總結,黨內民主生活問題是討論重點。有人批評說:“黨內民主生活,這幾年是有削弱。說是政治掛帥,不少地方成了書記個人決定問題,特別是第一書記不點頭,什么事都不能辦。黨的政策、重大問題,卻很少集體討論,這實際上是沒有政治掛帥”。“黨內民主生活是個大事,要進行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制度建設,不然,整了風,沒有正常的民主生活,沒有個制度,也還是不能完全解決問題。”

  隨后1962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進一步總結了“大躍進”運動以來的經驗教訓,對如何堅持和發展黨內民主生活進行了反思和探索。毛澤東在全體大會上發表講話,一共講了六個問題,中心是講民主集中制問題。他說:“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毛澤東批評了黨內有的同志“聽不得相反的意見,批評不得”的現象,要求大家“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毛澤東自己也做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在會上,劉少奇和鄧小平還提出了建立民主生活會的主張,得到毛澤東的贊同。

  2月6日,鄧小平發言指出:根據黨章規定,人人要過支部生活。我想,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就是把領導人的主要的小組生活,放到黨委會去,或者放到書記處去,或者放到常委會去。在黨委會里面,應該有那么一段時間交交心,真正造成一個好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空氣。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這個監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劉少奇:可以有這么個建議,各級黨的委員會一個月之內要有一次黨內生活會。委員會開會,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不一定一個月,三個月有一次也很好了。(劉少奇:一季有一次,一年四次也好,開黨內生活會。這么一個建議,行不行?每一個委員會,省委也好,地委也好,縣委也好,一季開一次會,搞批評和自我批評,過黨的生活。)(毛澤東:檢查工作,總結經驗,交換意見。)談談心,相互批評批評,有意見就講。我們要重視黨委內部的互相監督作用這個問題。上級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級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同級的領導成員之間彼此是最熟悉的。這樣做,對于同級里面討論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作出決定,也是很重要的。

  不難看出,在七千人大會上,黨的高層領導對民主生活會制度的建立有了一定的共識。但令人遺憾的是,這次大會之后,民主生活會制度并沒有在黨內特別是黨的高層政治生活中得到真正落實和執行。“文化大革命”中,黨內民主生活制度受到空前破壞,雖然也有一些會議被稱為“民主生活會”,但實質上根本不符合要求,嚴重背離了民主生活會制度的宗旨和原則。“文革”結束后,鄧小平曾總結認為:從遵義會議到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一直比較注意實行集體領導,實行民主集中制,黨內民主生活比較正常。可惜,這些好的傳統沒有堅持下來,也沒有形成嚴格的完善的制度。陳云也曾指出:“關于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夠是‘文化大革命’得以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個問題實際上應該說,黨內民主集中制沒有了,集體領導沒有了,這是‘文化大革命’發生的一個根本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黨內民主生活走上正軌,民主生活會制度真正得以落實并逐步完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恢復了正確的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黨的組織生活和民主生活逐步走向正常。

  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明確要求:“各級黨委或常委都應定期召開民主生活會,交流思想,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1981年8月,中組部下發《關于進一步健全縣以上領導干部生活會的通知》,規定“縣級以上黨委常委除了必須編入一個組織參加組織生活外,同時要堅持每半年開一次黨委常委(黨組)生活會,并要及時地向上級黨委或組織部門報告生活會情況,開一次報一次”,明確民主生活會“要以認真檢查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決議和《準則》的情況為主要內容……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是我們黨第一次以黨內文件的形式將民主生活會的時間、范圍、內容、意義、目標等制度納入領導干部的政治生活和組織生活,從此,民主生活會開始真正走向制度化。

  1992年黨的十四大在新通過的黨章中首次明確規定黨員領導干部必須參加民主生活會。從此,民主生活會制度作為黨內民主制度的重要內容被載入黨章,從而成為黨員領導干部政治生活和組織生活中任何其他工作不可替代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各級領導班子進行黨內監督,增強團結,改進作風,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得以正確貫徹執行的重要渠道和形式。

 

  主題詞

  民主生活會

  民主生活會,主要指黨員在支部、黨小組以交流思想、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為主要形式的組織活動制度。根據1990年中央印發的《關于縣以上黨和國家機關黨員領導干部民主生活的若干規定》的要求,“縣以上黨和國家機關黨員領導干部的民主生活會,每半年召開一次,根據實際需要,也可以隨時召開。”2000年,中紀委、中組部又印發了《關于改進縣以上黨和國家機關黨員領導干部民主生活會的若干意見》,決定將縣以上黨和國家機關黨員領導干部民主生活會,由原來的一年召開兩次改為一年召開一次。時間一般可安排在4至8月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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