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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以寧:效率、道德調節和社會和諧

第一個問題,效率的雙重基礎。 我們經常談效率,效率其實有兩個基礎,第一個基礎是物質技術基礎,包括現有的廠房設備,也包括勞動力等等。效率的第二個基礎就是道德基礎。如果僅僅有物質技術基礎,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超常規效率來自何處?來自效率的道德基礎。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說明。

  比如抗日戰爭期間,為什么國民有那么大的熱情和積極性,有那么高的工作效率?就是因為效率的道德基礎起了作用。沒有這種道德基礎的話,不可能發揮這么高的效率。

  又如特大自然災害來臨的時候,大地震、大洪水等等,在這種情況下,為什么全國都有那么高揚的抗震救災精神?也是因為效率的道德基礎起了作用。

  再比如,為什么移民社會的效率非常高?闖關東,從清朝中期以后一直到民國時期,山東人闖東北。那種凝聚力,那種開發精神,都是前所未有的,這就是道德力量的作用。同樣,山西人走西口,廣東人福建人闖南洋,也都是依靠道德力量發展作用,它把整個家庭家族都凝聚在一起了。我們到福建龍巖參觀土樓,土樓是客家人南下以后在那里居住的,土樓都很大,有方的有圓的,有些是上百戶在里面住,外面有土墻。放火燒,土越燒越硬,包圍也不怕,別人也打不進來,客家人靠的就是家族凝聚力。我參觀以后很有感慨,臨走時讓我題詞,我想了想,寫了七個字:“人情道德一樓中。”土樓反映了一種道德關系,客家人在當初的蠻荒之地扎下根來,最終從這里走向全世界,這也是道德力量起了作用。

  第二個問題,道德調節。 我們的社會有三種調節方式。市場調節是第一種調節,靠一只無形的手來支配資源的配置。政府調節是第二種調節,靠政策、法規、法律起調節作用,這是一只有形的手。道德力量調節是第三種調節。

  既是無形卻有形,既是有形又無形。有形的是靠鄉規民約來管理的,無形的力量就是自律,都是道德力量的調節。難道第三種調節真的存在嗎?當然。市場不過是幾千年以前才出現的,原始社會解體時,部落之間出現了商品交換,于是就有了市場調節。政府的調節就更晚了。但人類社會存在的歷史,少說有幾萬年了吧,更遠一些據說有十萬年。在這漫長的歲月中,既沒有市場,也沒有政府。但人類社會存活下來了,而且一直在前進,是什么力量在調節?是道德力量在調節。

  即使有了市場以后,有了政府以后,在偏遠的地方,政府力量是達不到的,市場力量也到不了,但是這種地方仍然有人居住,為什么?這就是道德力量在發揮調節作用。社會生活是個大領域。社會生活領域中,交易行為只是一小部分,很大一部分都屬于非交易領域。家庭關系、家族關系、社交關系、街坊鄰居關系等等,都屬于非交易領域。非交易領域中,社會生活靠什么運轉?市場的力量進不去,因為這不是市場活動。政府調節只規定了界限,社會生活不能違背法律,違背法律我就管你,不違背法律我就不管你。比如說,家庭關系,政府不管,但發生家庭暴力,政府要管,因為超過了道德調節的界限。但是多數場合還是在道德力量調節之中。

  中國古代有句話:“小亂居城,大亂居鄉。”小亂,鄉下人往城里跑,因為城有城墻,有兵把守,所以鄉下人投親靠友到城里來。大亂居鄉,大亂的時候人往鄉下跑,跑得越偏僻越好,為什么?因為城市是兵家必爭之地,包圍、斷糧、斷水、火攻、水淹,破城以后還大開殺戒,所以人們都怕了,跑得越偏僻越好。市場當時是癱瘓的,起不了作用,政府是無能的,在戰亂期間管不了那么多。但人類社會存活下來了,就是靠道德力量起作用。這些都告訴我們,道德調節是存在的,是無形的,它不是市場調節,也不是所謂的政府調節。

  現在深化改革遇到阻力了,阻力在哪里?我在全國政協會上答記者問的時候提了兩條。

  第一,利益集團的干擾。這一點大家都清楚了。

  第二,就是制度慣性的存在。制度慣性在經濟學里面又叫路徑依賴,就是說老辦法我習慣了,老的一套我適應了,所以人們不想變,也不準備變。

  下面,我再補充兩條。

  第三,要有完善的、獨立的市場主體。沒有完善的市場主體,市場化改革是難以推進的。我們正在通過國有企業的改革,通過民營企業的轉型,來逐漸使市場主體完善化。

  第四,就是信用體系的建立,也就是道德力量的作用。道德力量的調節是重要的,在沒有市場調節,也沒有政府調節的時候,它是唯一的調節。有了市場以后,必須要有完善的道德力量的調節,要有有效的道德力量,這樣,市場才能更好地起作用。人一定要講信用,一個沒有信用的社會是不可能建立市場經濟的。

  第三個問題,就是信念和信心。 

  十九世界末、二十世界初,德國著名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馬克思·韋伯,寫了很多書,包括經濟學的、社會學的、哲學的。最著名的代表作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本書當時轟動了德國全社會。他解釋了一個問題,為什么資本主義在十六、十七世紀的時候在荷蘭和英國產生。因為大家知道最早的資本主義的萌芽都在地中海沿岸,如意大利,意大利經濟很繁榮,但意大利沒有最早發展成資本主義。

  古代中國經濟也很發達,但是中國也沒有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那為什么荷蘭和英國最早建立資本主義制度呢?我們用唯物主義史觀來解釋,我們講物質生產是最重要的,生產力跟生產關系等等,用這個來解釋。韋伯是用一種倫理觀念,宗教倫理觀念來解釋。中世紀的意大利是天主教社會,天主教的倫理觀念是這樣的,人是上帝的仆人,人都是有罪的,人怎么贖罪,兩條途徑你選擇。一條途徑:進修道院當修女當神父,把終身奉獻給上帝。第二條路,你去不了修道院,你就把錢捐獻給教會,教會來給你做好事,你也就可以贖自己的罪了。所以當時的天主教會還發明了一種贖罪券,你買多少贖罪券你的罪就會少多少等等。這兩條路現在看來都不能發展經濟。人都不結婚,都進修道院去念經了,經濟怎么發展?人把錢都捐給教會了,這也不能發展經濟。所以天主教不能促進經濟向前發展,意大利不可能最早發展成資本主義市場。

  韋伯認為,拿古代中國來說,中國以三種宗教為主。

  第一種宗教,外來的宗教,就是佛教。佛教在觀念上教導人:這一輩子做好事,下一輩子就會過好生活;這一輩子做壞事,下輩子變豬、變狗、變羊、變馬。所以人們把希望都寄托在虛無縹渺的來世。這當然很不現實,講究輪回不能使經濟發展。

  中國的第二種宗教是土生土長的宗教,就是道教。道教分上下兩支,上支的道教追求享樂主義,比如王公貴族追求長生不老,煉丹等等,追求享樂。下支的講究平均主義。東漢末年黃巾起義就是道教徒的起義。五斗米道,出五斗米你就入道了,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了。這是平均主義思想,所以這也不能使經濟進一步發展。

  第三種宗教,其實并不是宗教,而是我們所說的儒家思想。有時我們也稱儒教。儒教就是要忠君,要做一個清官,幫助皇帝治理天下,這樣一種思想也不能使經濟進一步發展。

  韋伯認為,荷蘭和英國之所以能發展資本主義,因為當時實現了宗教革命,基督教分成新教和舊教,舊教就是天主教,新教有新的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新教的倫理是這樣的:人是上帝的仆人,人都是有罪的,人怎么贖自己的罪呢?勤奮工作、積累財富、創造事業,因為是以上帝的名義在創造事業,事業做得越大,在上帝面前完成的任務就越好。正是這樣一種精神,促進了資本主義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全世界出現了韋伯熱。韋伯已經去世多年了,為什么會掀起韋伯熱?西方國家從韋伯的書里得到了啟發,那就是必須要有一種創業精神。尤其是德國,戰敗了,德國人認為,如果沒有創業精神,就不可能再起來了,所以就拼命地干,韋伯講的就是這樣一種思想。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有一陣子也出現了韋伯熱。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必須有一種動力,一種競爭力。沒有信念,沒有精神,是不行的。信念需要精神力量。中國曾經落后那么多年,現在時機到了。改革開放以后,大家就應該貫穿這種精神,沒有信念,沒有信心,中國經濟不可能起飛。

  第四個問題,最大的紅利是社會和諧紅利。 我們談過很多紅利,比如有資源紅利。舊的資源紅利消失了,科學進步導致不斷出現新的資源紅利。舊的人口紅利也會慢慢消失,因為廉價勞動力時代過去了,這個時候就要加強教育,培養新的人口紅利。發展方式的紅利很重要,發展方式的改變就產生了新的紅利。但是所有這些紅利還不是最大的,最大的紅利是社會和諧紅利。

  

  在其他發展中國家,以及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論資源紅利,他們可以有新的;論人口紅利;他們也可以有新的;論發展方式的轉變,他們同樣可以有新的,他們的發展也可能走在中國前面。但社會制度的和諧紅利,他們不可能有,因為我們的社會制度決定了我們會產生這個紅利。因此,我們不僅要重視資源紅利、人口紅利和發展方式紅利,更應當創造社會和諧紅利。而社會和諧紅利要依靠信用體系建設,要使人成為有道德、有信念、有信仰的個體,這樣,社會就有動力了。社會和諧紅利要靠我們去創造。

  有人問我,怎么來理解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個跟人的素質就有關系,假如人都是講信用的、有信念的,這就能夠建成,否則就建不成。

  混合經濟所有制在于投資主體的多元化,要真正實行法人治理結構,健全混合所有制,這樣我們還需要做很多工作。比如員工持股制。員工持股制實際上在探索一條路,能不能走向社會和諧。因為從經濟學理論上來講,財富、利潤是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共同創造的,既然是共同創造的,為什么利潤被物質資本的投入者占有,而人力資本投入者卻沒有?最重要的是實現產權激勵制度,讓那些發明者、管理者,一切作出貢獻的人,都能夠在自己創造利潤的過程中得到一部分的股權。

  比爾·蓋茨、喬布斯不是他們個人多么聰明,而是公司培養了一支研究團隊。正是研究團隊充分發揮作用,公司才不斷發展。他們用什么力量調動這個團隊呢?靠的就是產權激勵制度。這就告訴我們,在進一步探索混合所有制經濟的過程中,要不斷試點,不斷總結經驗,最后實現社會和諧紅利,這是我們最大的紅利。(選自厲先生在4月10日第五屆紫光閣論壇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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